要坚持问题导向，遵循管党治党规律，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制度，加快形成以党章为根本、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。

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，是否坚持党的领导是区分中国法治道路和西方法治模式的分水岭。全会《决定》明确提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，坚持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，推进决策公开、执行公开、管理公开、服务公开、结果公开。

只有这样，才能把依规管党治党、从严管党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，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。这些都迫切需要我们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方式来解决问题。学习贯彻全会精神，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。第一，依法用权，前提是把握好权力边界。全会鲜明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，深刻阐明五个坚持的基本原则，为推进法治建设确立了总遵循、总依据。

特别要强调，我们党是先锋队，党员干部是先进分子，这就意味着党规党纪要严于国家法律，对党员干部的要求要严于普通公民。第三，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、维护稳定。最根本的是，执政党不是国家机关，不宜直接行使国家最高权力，而是要让党的领导干部、党员尊重全国人大，尊重宪法程序，这样才能真正把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执政行为规范好。

今天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，包括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矛盾与冲突，恰恰是因为我们未能充分发挥宪法的作用，没有有效地通过宪法寻求治理社会的方式。文革带来的最直接和沉重的教训就是民众缺乏自由与尊严的保障，还有整个社会治理的扭曲与社会共识缺失。这种人治的社会治理方式，不仅没有给社会稳定带来好处，而且使得社会越来越不稳定，司法权威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损害，信访队伍越来越扩大，国家维稳付出的经费越来越多。党如何守法？首先，党的意志要成为国家意志，必须尊重法律程序，包括干部任命，比如人大按照法律程序可以投票否决组织部门推荐的人选。

同样，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来编译《世界各国宪法》，就是要了解、展现世界各国宪法与宪法文化的多样性。对宪法的不信任、不尊重是社会缺乏信任、缺乏诚信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我们需要以发展的眼光对待宪法，不仅把它理解为文本，也要把它理解为价值、理念、规则与文化。韩大元：美国的大法官总是随身携带着宪法，甚至睡觉的时候，都把宪法放在枕头下面。为了纪念八二宪法颁行30周年，他率领一支由150余名精通外语与法律专业的人士组成的团队，耗时两年多完成了《世界各国宪法》的编译，完整呈现了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宪法文本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有近3000名学生，我希望每一位同学都有一本宪法文本，都认真阅读宪法文本，都随身携带宪法文本。

宪法的变迁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有效的基础。如果我们仍然坚持这一制度，必然影响中国的法治形象，带来各种不利的负面影响。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十年前提出的：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，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。财新记者：宪法是人民的权利书，在八二宪法运行过程中，曾经出现过多起涉及基本人权的热点事件，开始让人们觉得宪法并不是形而上的。

总之，不能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交给现在的劳动教养委员会，这是违背宪法基本原则的。要让法律有权威，以能够有效约束权力。

  宪法与执政党 依宪执政应该成为最核心的治国理念，从依照法律治理国家，转向依靠宪法治理国家   财新记者：中共十八大报告中，关于党与宪法关系的相关表述引人注目，你认为从中透露出怎样的信息？ 韩大元：十八大以后的治国理政，宪法应该成为基本制度，依宪执政应该成为最核心的理念。  财新记者: 张帆、杜珂 作者简介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。

你怎么评判这些事件？ 韩大元：30年进程中，出现了一些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，每个问题的背后都包含着深刻的宪法原理和宪政理念。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审查认为确实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，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。如此，公民提高了权利意识，国家的凝聚力也得到增强。财新记者：站在30年这个节点回头看，八二宪法还存在怎样的局限性？ 韩大元：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遗憾，就是没有充分吸收学界当时已经提出来的建议，成立宪法监督机构，比如，在全国人大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，或者宪法监督委员会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面设立一个机构也可以。所以，我们对宪法不必过分急于修改完善，如果能把宪法中的现有资源充分利用好，也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，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。在政治发展领域中，八二宪法第一次在宪法体制上废除了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，也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，体现了现代宪政的权力制约思想。

当时学界的期待是希望由此启动中国的违宪审查。我们面临那么多的社会矛盾，但越重视社会稳定，社会似乎越不稳定，就是因为社会治理仍然带有政策和人治的思维方式，没有依照法治思维来处理问题   宪法与社会治理 法治在社会管理中怎么发挥作用，这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法治发展当中最大的亮点   财新记者：当前中国社会存在不少问题和矛盾，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，宪法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？ 韩大元：十八大报告中有一句话值得关注，就是要更加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。

同时，通过宪法治理，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到了协调，促进了社会和谐。但是，也要承认程序上不是很完善。

跟以前的文件表述不同之处在于，这次十八大报告除了重申这一原则，还直接引用了宪法第五条，这可能意味着，党已经开始注意到要把党的执政行为纳入宪法的范围内，让宪法硬起来，成为有牙齿的老虎。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学者强烈期待的

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。盲目批判这种风气是需要改变的。这样有利于人大作为权力机关真正发挥作用，使党的活动回到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。但是，也要承认程序上不是很完善。

财新记者：还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，突破法律限制曾经是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改革的一种经验，然而，行进到现在，一些官员仍打着改革的旗号突破法律的规定。十年前的这一天，现行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。

财新记者：这让人联想到最近被热议的劳动教养问题，它与孙志刚案中的收容审查制度是不是有相似性？ 韩大元：按照宪法原则和法律规定，劳动教养的合法性基础是很脆弱的，那么，怎么办？我认为，要么在未来的立法规划中制定一部矫正法，把劳动教养制度的依据提升到法律层级，要么就废除它。虽然在每一个个案背后，都有政府、社会、民众、学者的博弈，也存在着理解和认识不一致的时候，有时在需要改变既定政策时，政府甚至处于被动的地位，但总体上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是越来越充分的。

宪法文本并非单纯是法律文件，它代表了一种国家精神。在德国，有的百货商店的玻璃上，不是挂广告，而是把德国基本法第一条人的尊严条款刻在上面。

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如何协调？ 韩大元：现在一些地方官员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改革，把法律的规定放在一边，名义上是改革，实际上是行使特权，或者是以改革的名义谋取个人的利益。通过对这些热点事件的关注，公民的宪法知识潜移默化地得到增长，公民的宪法意识无形中得到了提高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，经济体制的转变通过宪法得以实现，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私有财产权法律保护体系。韩大元：美国的大法官总是随身携带着宪法，甚至睡觉的时候，都把宪法放在枕头下面。

总之，不能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交给现在的劳动教养委员会，这是违背宪法基本原则的。八二宪法的颁布是全社会呼吁人性的制度性回应与价值诉求。

此外，宪法运用者的宪法意识薄弱、公众的宪法期待与基本权利救济的脱节、沉寂的宪法审查与宪法实践性的匮乏、宪法与国家关系的疏远等等，都是30年宪法发展过程中值得反思的问题。你怎么评判这些事件？ 韩大元：30年进程中，出现了一些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，每个问题的背后都包含着深刻的宪法原理和宪政理念。

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成立了一个法规审查备案室。劳动教养制度引起合法性质疑，社会对此已有基本共识，这个制度必须改革，越早越好。